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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兴投资:企业的时代革命,振兴投资做好准备

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,这40年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,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,因为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,是创造财富的主体,而企业家则是保证企业高效发展的核心。何谓企业家?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,难以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。比较经典的是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把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称为企业,把以实现新组合为基本职能的人们称为企业家。约瑟夫·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创新者,因为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就是诸多创新行为。进一步说,企业家是指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人格特质,能够进行“创造性破坏”,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去识别商业机会,并能承担企业风险和创造收益的企业经营管理者。不过,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,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,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就增加了一些新的含义,除了创新之外,社会责任、战略领导能力和合规意识也是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。

企业家创新能力: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

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,创新越活跃,企业发展就越充满生机和活力。企业家通过创新来衡量自身作为革新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和素质,并以此来体现企业家与一般管理者的不同。可以这样认为,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。

谈到创新,人们第一直觉可能就是技术创新。但其实,技术创新仅仅是创新的一个方面。约瑟夫·熊彼特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、产品创新、市场创新、原材料供应或生产方式的创新,以及组织创新等五个方面,其中组织创新也可以称之为制度创新。这五种创新是彼此联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的,尤其随着技术的发展,五种创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其中,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最为关键的,没有制度保障,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可能只是昙花一现,难以为继。试想,“华为”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员工持股制度,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高端人才,在技术上也就不可能有“进入无人区”的豪言;“阿里巴巴”如果没有其独创的合伙人制度,就不可能有持续和稳定的市场扩张。当然,“华为”的员工持股制度并非唯一支撑其技术提升的制度;同样,“阿里巴巴”的合伙人制度也并非唯一支撑其市场扩张的制度,因为制度通常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。

技术创新确实最容易衡量,也是经常被拿来评价一个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,同时,技术创新也反映着一个企业家的长远战略眼光。需要注意的是,企业家技术创新并非企业家身体力行进行技术创新,而是他们所领导的企业或团队的技术创新。技术创新通常以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(研发投入强度)来衡量。以上市公司为例,据笔者统计,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,2641家上市公司样本中,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为4.52%,其中国有控股公司为3.22%,非国有控股公司为5.04%,国有控股公司明显低于非国有控股公司,这与国有控股公司规模通常大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有一定关系。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%以上的公司占比为26.88%,达到10%以上的公司占比为8.52%,达到15%以上的公司占比为3.79%,达到20%以上的公司占比为2.04%。在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%以上的公司中,非国有控股公司占81.55%。可见,不论从总体看,还是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,我国企业家技术创新水平都很低,尤其是国有控股公司更低一些。而发达国家,尤其是日本和美国,公司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0%是比较普遍的现象,有的甚至高达40%以上。显然,目前我国低水平的技术创新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格局。

企业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,除了自身因素外,更重要的因素还有两个方面:一是竞争压力,没有足够大的竞争压力,就难以产生技术创新的动力。但竞争压力未必一定会催生技术创新,也可以通过移植别人的技术来缓解。然而,在越来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环境下,移植别人技术的空间越来越狭小,而且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别人的技术而立于不败之地。在这方面,“中兴通讯事件”所引发的冲击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。二是国家有足以激发企业家技术创新欲望的制度安排。技术创新需要企业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,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,而创新欲望则不是靠教育培养出来的。我国企业不缺创新能力,缺的是创新欲望。为什么缺少创新欲望,是因为现有制度环境对人的创新欲望还有太多的禁锢,使得创新成本过高,高过创新的收益。那么如何激发创新欲望呢?其一,需要活跃的、自由的创新氛围,允许“试错”,甚至允许可能带来的损失。其二,需要改变“官本位”意识,要使有限的智力资源流向市场,而不是官场。其三,需要建立起一套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,要使技术创新的收益远高于由此付出的成本。其四,需要鼓励合作创新,因为合作创新可以缩短创新时间,提高创新速度,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,为此应当改革目前的研究成果评价制度,要承认创新人才对创新收益具有平等的所有权。

企业家社会责任:企业可持续的重要支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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